海涛今年参加高考，这两天妈妈正和他商量是否要报个外地的大学。海涛当然愿意暂时离开这个温暖得发腻的家，过几天自由自在的生活。妈妈的想法则比海涛“深远”得多。

海涛两三岁的时候爸爸就离开了他和妈妈。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海涛虽然缺少了父爱，但是却得到了妈妈、外公外婆数倍于父爱的溺爱。海涛的妈妈很早就意识到过多的爱护对海涛的成长没有好处，但是一直都没能狠下心。海涛要上大学了，妈妈认为让海涛锻炼的机会终于来了。

有海涛妈妈这样想法的家长不算太少，尤其是一些独生子女家长，平时对孩子百般溺爱，眼见着孩子就要走上社会了，才想起来温室的花朵是很难经历风雨的，于是纷纷把孩子送到外地、送到军校、送到香港，甚至送到国外，他们坚定地认为环境一定能打造人。可是，现实却在无情地告诉这些家长：不顾情况地放鸽子更像一场赌博。

大学纷纷成立“大一工作委员会”

“锻炼”一厢情愿孩子无法适应

方煜大学毕业后就留校做了学生工作，“现在新生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了”，方煜说，不少新生到校后首先表现出生活自理能力差，刚开学就把从家里带来的一个学期的钱全部花光，有的学生旷课出去玩儿、泡网吧，“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大一新生现象”。

方煜介绍，他曾经接触过一个大一新生，家里对他管得很严，高中3年很少出门游玩，除了学习以外家里人也从不让他做任何家务。到了大学，这个孩子像脱缰的野马，不学习也不愿意上课，结果一个学期下来4门课不及格，花光了家里带来的钱。因为不敢告诉家里人，向同学借的钱也还不上，所以心理压力极大，最后导致无法正常学习生活，只好休学。

曾经在一所高校负责学生工作的管理学博士狄涛介绍，“大一新生现象”在不少高校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这与家长的教育不当是分不开的”，狄涛说，人的成长是个连续的过程，自理和自立能力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养成过程的，家长没对孩子进行相应的教育，幻想他们进入大学后就能在一夜之间成熟，“家长的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是一种赌博”。

孩子对家长的这种做法也很难适应。

小汪毕业于北京市的一所著名中学，考上了炙手可热的香港理工大学。仅仅3个月过后，他就拎着行李回家了。

到香港之前，小汪的爸爸妈妈把准备的重点都放在了带什么衣服、选什么零食上了，根本没帮小汪做什么心理准备。

这可是小汪18年来第一次出远门。他的父母也认为这是锻炼小汪的一个绝好机会。

在香港度过的3个月，对小汪来说，真是太漫长了。生活习惯的不适应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香港的青年人一直成长在一种宽松独立的环境中，而小汪却是从小上奥校，业余时间忙于各种文艺体育考级，初中和高中都拼命啃书本，没有一点自己时间和空间的应试“高手”，如何与人沟通、如何独立完成学业成了让小汪最头疼的事情。

经过3个月的苦苦挣扎，小汪最终败下阵来。

“很多家长对孩子中学阶段的管理是非正常的，层层包围、过度保护，再加上极大的学习压力，孩子的施展空间极小。到了大学，孩子似乎一下子到了一个真空环境，这种压力的明显不对称让他们无所适从。”狄涛说。

据了解，现在部分高校专门成立了“大一工作委员会”，有的学校则采用多配备辅导员的办法。

像尘土一样游走在外国

留学垃圾还是有用之材

一些家长的想法更加离谱，他们看到影视作品中，在国内娇生惯养的孩子一出国就变成另一个人，自强自立了。于是，他们觉得这是锻炼孩子的好机会，反正不在跟前，孩子受苦自己眼不见心不烦，干脆把孩子扔到国外等他改头换面。

“这些家长没弄明白让孩子留学的真正含义”，曾经在澳大利亚留学、现在一家留学咨询公司工作的孙仅说，几年前自己就是这样到了国外，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后便开始迷茫：“我像一粒尘土一样在澳大利亚的大街上游走着”，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不知道今后会干什么、不知道自己来澳大利亚的意义是什么。“不想学习、不想上课，甚至不想活着，一切变得没有意义。”孙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