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强强于2002年北京某一重点高中毕业后，同年7月份直赴澳大利亚留学。四年后，强强如期完成了在墨尔本大学本科金融学士学业（其中包括一年墨尔本大学专为外国留学生设置的预科学校－圣三一学院学习）。接着，在一年半后的2007年11月，强强又顺利完成了在悉尼大学研究生会计硕士学业。五年半来，我把强强留学作为了解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一个窗口，不断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进行了解。
自强强赴澳留学后，有时我被问到，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与中国有何不同，我想通过本文说说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一． 澳大利亚大学是“成人式教育”，中国是“保育院教育”
在澳大利亚，年满18岁的大学生是在思想、心理上已经成熟，对自己行为完全负责的成年人，学校主要负责对学生的知识教育职能，而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生活安排基本是学生和其家长的责任。这与中国大学那种思想、生活、学习的保育院全包式教育有着极大的差别。这个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住宿
在澳大利亚，大学只提供极少量的校内学生宿舍，学生住宿方式主要通过学生家庭及市场化的公寓解决。校内宿舍具有最大的交通便利条件，数量又很少，因此租金较高，只有少量学生选用。学生来自大学所在城市或地区的家庭，一般都住宿在自己的家里。外来城市和地区的学生大多通过房地产市场租用商业公寓或将自有房屋出租的出租房，房租根据房屋的品质，交通条件，距离学校的远近和社区环境条件不同而差别很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去选租。因此，澳大利亚的大学基本上是非住校制，而中国的大学大都要求学生全部在校住宿，因此中国大学在校园内都设有学生宿舍，因此是住校制。非住校制和住校制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投资
显然，非住校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社会设施和资源作用和效益，大大减少了学校基础设施的投入。据报道，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校投资占GDP的比例是很低的，如果再扣除对住宿，后勤等附属设施的投入，按高校对直接相关教育的投入比例就会更低，中国高校得到的有效教育投资就更少，而且还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2） 运营成本
非住校制不但省去了大量投资，同时省去了需要管理和运营这些附属设施的庞大的后勤管理和服务人员，从而大大降低了学校的运营成本。
非住校制减少了校舍的投资和运营成本，可以将有限的资金最大限度用到教学方面，另外，较少的学校投入和运营成本可以相应减少学生的学费，减少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
（3） 生活摩擦
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以后，人们的收入差距有了明显的拉大，来自收入不同家庭的学生有着很大的消费差距。当人们生活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即各自分离的住宿生活条件下，这种家庭收入差距，形成了消费水平差距，从而到心理上及对社会和环境认知的差距，并不会引起直接的冲击和冲突。但是当来自收入不同家庭的学生被强制住在同一的屋檐下的时候，生活的近距离导致这些差距就会凸现出来，并造成生活摩擦，导致学生之间的矛盾。马家爵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马家爵在进入大学以前是一个心理比较健全、学习优秀的学生，虽然家庭比较贫寒，但是在家乡，周边环境基本相同，因此不会产生由于贫富程度不同而形成的心理落差。马家爵到了大学住校后，当他直接时刻面对和感受到相对巨大的贫富差距后，内心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压力，最后导致心理扭曲，犯罪杀人。马家爵事件除了马家爵自身的一些原因外，住校制在加重马家爵的病态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2． 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
另一个重大不同是大学应当是承担以知识教育为目标的“有限责任公司”，还是对学生思想、生活和学习全面负责的“无限责任公司”。从对学生的责任机制来说，中国学生从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与其他各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都是在家期间由家长负责和在校由学校负责的二元化负责制。当学生到进入大学的时候，年龄一般达到18岁或18岁以上，从法律上讲，已经是具备民事和法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大学生应当更加自主、独立。因此从学生责任机制来说应当是学生、家庭和学校的三元化责任制，在其中学生为其个人承担责任为主，家庭次之，学校更次之。而中国的大学不但没有把大学生当成成年人来对待，反而把大学生当成学龄前的儿童，一股脑什么都包下来，把自己当成了“保育院”，于是在大学阶段，我国实施的是对学生的学校一元化负责制――大学负责制。于是包括学习以外，学生的吃、喝、拉、撒、睡、安全、思想成长、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恋爱婚姻、业余生活、找工作就业、等等、等等，学生的一切全部都由学校包下来，大学成了名副其实的“无限责任公司”，是“成人保育院”。这种无限责任方式加大了运营学校的风险，我们时常可以听到一些由于学生问题与大学发生的法律诉讼，而学校的无限责任性质往往使学校陷于被动。同时，学校必然要为承担以上责任加大学校运营费用。据称，中国大学的行政后勤管理费用占到学校总费用的一半或一半以上。这样高的行政后勤管理费用也是造成我国高校学费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